清教徒的礼物，亦是你我的礼物

2017-10-11

刘向华

清教徒.jpg

清教徒（Puritan），是指要求清除英国国教中天主教残余的改革派。其字词于16世纪60年代开始使用，源于拉丁文的Purus，意为清洁。清教徒是最为虔敬、生活最为圣洁的新教徒，认为人人可以直接与上帝交流，反对神甫集团的专制与形式主义。主张简单、实在、平等的信徒生活。

清教徒不仅仅是一种派别，一种价值观，它是对信徒群体信仰的一种统称。清教徒是创业精神的代言人，他们认为人开创产业必须要禁欲和俭省节约。他们限制一切纵欲、享乐甚至消费行为，将消费性投入和支出全部用在生产性投资和扩大再生产上。

——摘录自百度百科

读后感

这是一本反思美国管理文化演变过程的大作，切入点却是美国早期移民中的清教情结。这些情结源于早期民族纪律和精神特质，几百年来融入在美国管理文化中，作者为美国清教徒总结了五个特征：

宗教级信念建造人间天国，以身立命
工匠精神亲近机械、乐在一线亲力亲为
集体主义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
重视组织能力善于“自下而上”管理
重视技术认为技术和产品进步高于资本运作等财务工程

秉承这些特点，让美国迎来了1920-1979年的管理黄金时代，带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，赢得了二战迄今的全球经济领导地位。

遗忘这些特点，让美国遭遇了1971-1995年数次金融危机与实业空心化危机。

正如推荐序所言，“作者捕捉到了美国最华丽、最慷慨的一面，也捕捉到了美国最龌蹉、最无望的一面”。它从企业的管理文化角度，告诉我们建设一个经济强国需要什么，以及这些东西是多么容易从我们手中溜走。

另外，这本书可能多少会让我们理解，为何川普能当选总统。

书中比较认可的：

清教徒的五个特征对时下企业管理确实有警醒意义：信仰、工匠精神、集体主义、组织能力和技术文化。
全文都在谈回归价值——技术、产品，抨击企业战略过度依赖资本运作等“财务工程”的做法。有别于如今国内上市公司 “一切为了股价”，创业公司 “一切为了融资”、传统公司 “一切为了上市”的重资本倾向。
书中提倡学习清教徒严于自律，融于团队，慎于享乐的个人价值观，有别于时下“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”之观点。
作者对泰勒“科学管理”理论做了深刻尖锐批判。批判“专家”崇拜，或顾问崇拜，我理解就是对过度科学管理的批判。
作者呼唤重用拥有一线业务经验的全才型管理者，慎用纯管理者。
文风犀利，批评了杰克.韦尔奇、郭士纳、卡莉等名人企业家，连带格林斯潘、弗里德曼、哈默等经济学家也挨批了，推崇了戴明、德鲁克、吉文等人。
全文有大量历史典故，可读性很强，适合通读。

本书可能的局限性：

作者容易给人贴“标签”，以出身或职业经历定位人，有点偏极端。
作者所研究的对象，基本上是行业龙头或标杆型企业，应该说只对大型企业或成熟体企业会有警醒作用。
如上，文中观点是否适合中小型企业、创业公司，我们需要客观思考。

拆书

本书内容分三部分：

一、美国管理文化的清教渊源。主要回顾了清教徒移民在18-19世纪美国建国过程中所起的作用（有许多小典故，但较零碎）；

二、美国工业强国的崛起。主要回顾了美国建国前到二战后1995年期间的工业强国之路，围绕这清教徒五个特点进行阐述（同样许多典故，但脉络清晰）。

三、“专家”崇拜对企业的恶劣影响。主要回顾了1971-1995蝗灾年代美国工业被中日赶超走入低谷，开始价值观回归。这部分占据了全书50%篇幅，对“专家”崇拜、商学院变质等问题进行了尖锐批评，文末也提及了美国企业界自我纠偏的一丝曙光。（批判部分写得有些毁三观，印象深刻）。

英文书2007年出版，当年《金融时报》将该书评为十大年度商业读物。中文第一版是2013年，第二版是2016年8月。罗振宇16年也推荐过该书。

笔记

培根“粗浅地理解哲学，就会信奉无神主义；深入地理解哲学，则会皈依宗教”（与冯友兰对哲学与宗教的关系定义不一样，冯友兰认为两者功用都一样，区别是宗教必须有人物化的“神”）
谷歌“不作恶”文化背后的价值观，符合嬉皮士“花之权力”相符，“花之权力”是嬉皮士的口号，意思是：权力归花儿、爱情与和平。
优秀组织一定分层级，但分层级的组织不一定是优秀组织。
清教徒特征“宗教教义、动手能力、集体观念和组织能力”之间的联系似乎源自人民的一个信念：物质世界是邪恶的，精神世界是美好的。因此清教主义本质上具有剥削性。（作者其实有客观批判性，也不是一味吹捧清教主义）
马瑟说：宗教带来繁荣，而繁荣摧毁宗教。意思是：人们依靠宗教找到自律并勤劳节俭创造财富，但是富裕起来就会背弃这些美德。（吾国时下）
清教徒奉上帝旨意去新英格兰建造人间天国。作为商人，他们还必须让投资有回报。这两个目标并不冲突。（美式清教徒是实用理想主义者）
传统欧洲的决策模式可以称作“分层决策”，决策人群和执行人群分开，采用这个模式决策往往很快，但执行可能出奇的慢、频繁出错。美国早期管理是“集成模式”。决策者本身也是执行者，采用这种模式，决策往往慢得令人痛苦，不过执行反而很快。“集成模式”强调责任到人，是美国企业乃至整个美国社会从1630年到20世纪60年代成功的秘诀。（作者在强调自下而上的管理模式）
震教徒（Quaker，早期清教的激进分支）坚信基督复临即将到来，因此繁殖没有意义，性交应该禁止。（有疑义，现代地球人都知道性交不止用于繁殖呀~）

如果说英国清教是新兴美国管理文化之父，那么法国技术就是新兴美国管理之母。17世纪的英国赋予了传统美国四个清教特点，18世纪的法国又赋予美国第五个特点：重视技术，尊重技术专家。……美国受法国影响最强烈的三个领域是：政治意识形态、军事和技术。（这句话出现在P047）

传统清教观念加上法国技术的影响，打开了美国制造业的形成之路。
20世纪中叶的典型龙头企业管理采用“自下而上”的模式，意思是决策权能下放到哪一级就尽可能下放到哪一级。（下放到最靠近客户的那个层级，类似任正非所说的，让听得见炮火的人来呼唤炮火）
英国ICI（帝国化学工业公司）曾经辉煌，但20世纪80年代对技术不感兴趣的“营销人”接管了ICI后，ICI就迷失了方向；20世纪90年代，对技术毫无兴趣的“财务人”掌权导致了ICI的解散。
19世纪中叶铁路公司管理落后，抱怨旅客太难伺候不如运送货物划算，曾说过这样的话：“旅客之于铁路，就像乳头之于公牛，只是累赘而已”。（神比喻~~）
当时大部分龙头企业，最高职责由两个全职经理人共同担任，一个是董事长一个是总裁。惠普创始人Packard和Hewlett是最著名的例子，Parkard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，Hewlett具有很强的创新能力。前者做了董事长兼总裁，后者做了总裁后就再没升职。（嗯嗯，呵呵，咕咕）
1941年日本突袭珍珠港时，美国没有什么能够抗衡日本的零式战斗机，然而仅仅过了两年，美国就生产出了飞行速度和战斗能力都超过零式的战斗机。法国评论家米歇尔描述：美国企业的优势并不在与资源，而在于能迅速组建高效组织，能从世界各地招揽人才。（组织能力与开放生态）
如果有个习语能最好地表达20世纪中叶美国公司管理的精髓，那就是“自下而上”。首次使用这个习语的出版物似乎就是德鲁克推荐的吉文的《自下而上管理》。
实施自下而上的管理，就要在十分正式的组织上面强加一个高度非正式的组织，并让两者无缝连接。（这句话不好理解，建议看P131页，有举例）
帮助日本战后在通讯制造行业崛起的三贤士萨诺松、普罗兹曼和波尔金霍恩，并没有把在应麦克阿瑟邀请去日本的逗留看做一次长期休假，而是把很多精力投入在工作中，不是为了挣钱，也不是为了回国后获奖。而是为了一个无私的愿望——创建更好的日本。他们想行善。感受到这种动机后，他们的日本学生报之以很高的热情。
数据是很好的仆人、很坏的主人。（P164，第三篇封页）
新泰勒主义导致会计师被神化，信奉科学管理，自然就喜欢量化数字。那什么数字能定量用来研究组织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吗？答案是：会计。但是，会计视角几乎不考虑那些成败至关重要的定性因素：员工的知识、经验、士气、诚信和敬业程度。
逃出原本“参谋”部门的并非只有会计师，销售员也给自己弄了个更体面的头衔“市场营销员”。一旦他们掌权，组织就会诞生一个新的扭曲的视角——品牌。“品牌忠诚学”是一门伪科学——把品牌当作资产，而且认为品牌作为资产的价值独立于品牌背后的产品。“一家企业的成败并不取决于它的名字（或品牌），而是取决于它的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”。品牌的价值来自产品的质量和价格。
1970年后的CEO则大都全权负责公司运营，他们比如通用电气的杰克.韦尔奇、IBM的郭士纳、惠普的卡莉.菲奥莉娜等。他们在所在企业做的，并非是促进生产力，而是把财务数字看成比生产优质产品或提供优质服务更重的工作。（一部分是事实，作者暗讽这些大拿并没有促进生产力发展，而是醉心于资本分拆整合，满足华尔街股东）
过度科学管理在通用电气发展到顶峰，形式就是六西格玛。六西格玛源自3西格玛，但完全是另一回事。3西格玛针对工场生产加工活动，而六西格玛针对人类所有活动，宣扬了新泰勒主义的那条原理“不能测量的就不能管理”，这是个荒谬的观点。（这个也是有点极端，建议参考P190页的更多例子，但有些启发，并非所有所有不能度量的东西都不能管理）
罗斯把公司卖给通用汽车后加入通用汽车董事会，遭遇了“专家”崇拜的全盛时期，灰心丧气地辞职了。如他所言：“我原来的那个公司，人们看到蛇，就把蛇弄死。但是在通用汽车，人们看到蛇后，首先组织一个屠蛇委员会，然后聘请一个非常了解蛇的顾问，再然后讨论研究一年”……（这个栗子真形象）

在日本人看来，持续改进的关键成功因素是：去现场、用实物、查实情。（这是辅助解释清教徒第二个特征，务实的工匠技师精神）
“商学院的繁荣靠的是这么一个理念：管理存在一套理论，一旦掌握了这套理论，就能在商界获得成功。”这一理念存在两处错误：第一，管理既非艺术也非科学，而是一门技艺（意思是企业经营更多依赖实践）；第二没人能有效指挥自己并不熟悉的商业活动。（意思也是企业经营是门实践，有经验门槛）。
不论什么地方学管理，都会遇到迈克尔.波特的战略理论（竞争五力模型）。这个理论主张为了盈利必须积极竞争，不仅与竞争对手竞争，而且与员工、客户、供应商和规管部门竞争。沙戈尔认为这些理论荼毒了商学院毕业生。（我当初读EMBA时，确实老师也把波特的竞争战略讲过，但教授较少提过其弊端，现在回想，学任何东西都应该持辩证角度）
波士顿矩阵（Boston Matrix）最早是作为一种金融分析工具（简单说就是炒股用的），后来被商学院用来做企业经营战略分析，味道就变了。波士顿矩阵把公司变成了可以买卖、变现的商品，而不是像传统管理者那样用来爱护和照顾。（我竟无言以对……）
那个时代，公司经营者基本上都是精通业务的实践者，他们大部分人终身都在一个行业甚至一个公司工作。他们非常尊重技术，他们是“公司人”。（强调区别于“营销人”、“财务人”和来自商学院的“管理人”）

20世纪60年代，强大的铁路巨头宾铁沦为“财务工程”牺牲品。他们的决策层对经营铁路不感兴趣，只是利用宾铁的信誉进行融资，然后进行多元化，尤其是把钱投在房地产投机，最终破产。
对于培养管理人才来说，企业大学比商学院更便宜、更有效。（嗯，想起了崔牛会里有几家做企业大学SaaS的合作伙伴：魔学院、英盛网等，应该蛮有前途）
过度科学管理还影响了一批美国军方将领的战争管理思维，越战时期美国军方用“尸体数”来汇报战果。“我方的”尸体数是投入，“敌方的”尸体数是产出。正是这个尸体数理论导致了骇人听闻的越难“美莱大屠杀”事件。美莱是越南南方一村庄，1968年3月16日，美军在该村杀死了128个农民。（具体还有更吐血的原因，详见P239页）
“专家”崇拜还一度影响了美国教育行业，那时教授的评价指标有：出版了多少本书，在专业期刊发表了多少篇文章……哪怕出版的书、发表的文章没有一个人看。（跟吾国当下貌似挺像的……）
纽约市近三分之一的公立学校老师，不送自己的孩子去学校读书，而是自己在家教。（作者想说明被过度科学管理的美国教育界，失去了教育的本质，教师们用脚投票了）
人类最有用的进步大都源自连续性而不是非连续性的思维。（P295，意思是持续改进的继承式创新，比指望风口搞破坏式创新要靠谱）